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

作者简介 · · · · · ·

弗朗西斯•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：日裔美籍学者，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，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•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•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，此前曾任教于约翰•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、乔治•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，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、兰德公司研究员。著有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》、《信任》、《十字路口上的美国》、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等。现居加利福尼亚。

内容简介 · · · · · ·

• 什么叫“国家建构”？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，福山将“国家建构”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。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政府国防、征税、官僚机构架构、维持社会秩序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能力。
• 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“国家建构”压力——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、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“适者生存”。于是，集权最成功的秦国“脱颖而出”，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“秦国模式”推广到整个中国。 早在秦朝，“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，即，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、统一的官僚政府，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”。

• 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——我称之为家族主义（patrimonialism）——如未遭遇强大抑制，会一再重现。 组织起来的团体——经常是有钱有势的——久而久之，得以盘根错节，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。 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，这些盘踞已久的家族团体更会扩展其优势，或阻挠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。 ——— 我想这就是寡头政治的缘起之一。

• 对卢梭和霍布斯而言，自然状态与其说是历史叙述，倒不如说是揭示人性的启发教具——那就是，去掉文明和历史所附加的举止后，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征。
• 霍布斯的 《利维坦》中，自然状态是“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。”为逃避这以处境，人类同意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，以换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。
国家，也就是利维坦，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来执行这一相互的允诺，来保障他们天生拥有但在自然状态中无法享受的权利。政府，也就是利维坦，借保障和平来保障生命权。
• 约翰·洛克的《政府论》中认为，人类所忙碌的，主要是将劳动与自然物结合起来，以生产私人财产，而不是彼此打斗。洛克的自然法在霍布斯的生命权之外，还有“生命、健康、自由、财产”。
洛克认为，国家虽是必要的，但也是成为自然权利的褫夺者。所以他保留反抗不公正权威的权利。
• 卢梭认为，霍布斯实际上没能发掘自然人。自然人虽很孤独，但却是胆小恐惧的%超出可能互相躲避，而不是交战。他害怕=疼痛和饥饿，而不是抽象的死亡。
政治社会的产生，不代表拯救于“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”，反而因相互依赖，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奴役。

• 人性中的以下自然特性，为人类现代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：
• 包容适存性、亲戚选择、互惠利他是人类交际性的预设模式。所有的人都倾向于照顾亲戚和互换恩惠的朋友，除非遇上强烈的惩罚。
• 人享有抽象和理论的能力，以心智模型探究因果关系，又偏爱在无形或非凡的力量中寻找因果关系。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，而宗教又是凝聚社会的重要源泉。
• 人倾向于遵循规范，以情感为基础，而不是理性。心智模型和其附属的规则，常被赋予内在价值。
• 人渴望获得他人的主观承认，或对自己的价值，或对自己的上帝、法律、习俗、生活方式。获得的承认成为合法的基础，合法本身则允许政治权力的实施。

• 世界上只有欧洲，自觉自愿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完全取代部落制，基督教发挥决定性作用，打破了以亲戚关系为凝聚基础的传统。
多数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，都是欧洲人。他们假设，世界其他地区走上现代化，会经历与亲戚关系的类似告别，但他们错了。
中国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文明，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，却从未能成功压抑亲戚关系的弄权。因此，其两千年政治历史的大部分，一直围绕在如何阻止亲戚关系重新渗透国家行政机构。

• 与部落社会相比，国家层次社会具有下列重要差别：
• 第一，它们享有集中的权力，不管是国王、总统，还是首相。该权力委任等级分明的下属，至少在原则上，有能力在整个社会执行统一规则。该权力超越领土中所有其他权力，这表示它享有主权。各级行政机关，如副首脑、郡长、地方行政官，凭借与主权的正式关联而获得决策权。
• 第二，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，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。国家有足够权力，防止分支、部落、地区的自行退出。（这也是国家与酋邦的分别。）
• 第三，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，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。因此，墨洛温王朝（ Merovingian ）时期，法兰西还不算国家。其时，统治法兰西的是法兰克国王，而不是法兰西国王。国家的疆土可远远超越部落，因为其成员资格不受亲戚关系的限制。
• 第四，与部落社会相比，国家更为等级分明，更为不平等。统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员，常与社会中的他人分隔开来。某种情况下，他们成为世袭的精英。部落社会中已有听闻的奴役和农奴，在国家的庇护下获得极大发展。
• 第五，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，将合法性授予国家。分开的僧侣阶层，则充任庇护者。有时，僧侣阶层直接参政，实施神权政治；有时，世俗统治者掌管全部权力，被称作政教合一（ caesaropapist ）；再有时，政教并存，分享权力。

• 8 个部落征服定居社会的案例中，5 个与中国有关……
部落征服定居社会的案例，在历史记载中屡有发生，如党项、契丹、匈奴、女真、雅利安（Aryans）、蒙古、维京人（Vikings）、日耳曼人，他们都是以此建国的。

• 原生国家形成的解释：
1. 资源丰富，初维持生活，还有盈余。这里的丰富，即是自然资源，更多的丰裕是技术进步。
2. 社会的绝对规模必须够大，允许初级分工和执政精英的出现。
3. 居民必须受到环境的束缚，技术机遇来到时，人口密度会增高；并且受到逼迫时，无处可逃。
4. 部落群体必须有强烈动机，愿意放弃自由来服从国家权力。
• 组织日益良好的团体的武力威胁；
• 宗教领袖的魅力型权威。

•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，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，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，而是无情的战争。战争和战争的需求，在一千八百年内，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。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，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。就像查尔斯 · 蒂利（ Charles Tilly ）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，“战争创造国家，国家发动战争”，这就是中国。

• 东周的中国，每一项制度革新都与战争的需求直接相连：
• 服役扩充至全体男子、
• 先是军队后是文官的永久性官僚体系、
• 家族官职减少、
• 论功封赏、
• 人口注册、
• 土地改革、
• 家族精英地产的重新洗牌、
• 更好的通信和基建、
• 非人格化的等级行政部门、
• 统一的度量衡。
这一切，都可在军事要求中找到根源。战争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唯一引擎，但肯定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涌现的主要动力。
———
应该说，即便有军事要求以外的制度，由于制度创造者没能在历史中存活下来，所以也跟着一起消失在历史中了。
这可以说是社会制度中的达尔文？（福山在后面的内容，也正面承认了这个观点）

• 现代官僚机构（科层制）的特征包括（摘录）：
• 因功能而分的官职需有明确专长
• 在界定清晰的等级制度中设立各级官职
• 官员不得有独立的政治基础
• 官员必须遵守等级制度中的严格纪律
• 薪俸官职只是谋生的职业
政治制度的现代化，就是指家族统治被官僚机构所取代。
• 马克斯·韦伯在《经济与社会》，所列举的关于现在官僚制度的特征，完整的列表应为：
1. 官员本身是自由的，只须在规定范围内服从权威。
2. 他们被分配到明确定位的等级制度的职位。
3. 每个职位都有规定的专长范围。
4. 职位的任免基于自由的契约关系。
5. 选择候选人是以技术资格为基础。
6. 官员的酬劳是固定薪水。
7. 职位是任职者唯一的职业。
8. 职位成为一种职业。
9. 所有权和管理之间的分离。
10. 官员遵守严格的纪律和掌控。

• 中国的文官统治为何如此强大？
军事等级的建制化比不上文官。规范化导致武官的地位低下，源于春秋战国的这样一种思想：真正的政治权威在于教育和教养，而不在于军队威力。
• 觊觎王位的军人发现，必须披上儒家学问的外衣，方能获得他人的信服；必须让儿子接受大儒的调教，方能继承王位。
• 文官政府得以成功控制军队，最终还得依赖有关合法权威的规范思想。

• 汉隋之间，混乱了三百年，为何又能再次统一？
• 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，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。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，它的许多继承者在自己边界内，仍尽量复制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，仍尽量追求在自己领导之下完成统一大业。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，而不在于偏安一隅。那些继承国家在边界内复制汉朝机构，从而防止进一步的分崩离析。所以，没有在中国出现像欧洲那样的一再分封。
• 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创造的，除了强大国家，还有共同文化。这种文化不能算所谓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，因为它仅存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，而不存在于广大老百姓。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情：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、经典著作、官僚机构的传统、共同的历史、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、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，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。

• 统一中国的秦朝作出雄心勃勃的努力，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。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，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。
1. 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，
2. 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，
3. 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。
它的权力所到之处，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，以至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。

• 与中国相比，婆罗门垄断知识，抵制书写，严重影响了现代国家的发展。 而中国从商朝以来，统治者一直使用文字传递命令、记录法律、保管账目、书写详尽的政治历史。 在中国，对官僚的教育集中于识字、攻读漫长复杂的文学传统；对行政官员的训练，依现代标准看仍属有限，但仍涉及反复分析书本、以史为鉴。 汉朝以来，科举制度获得采用，政府用人基于对文学技能的掌握，并不局限于特定阶层。 虽然在实际情形中，普通老百姓登上政府高位的机遇非常有限，但中国人都知道，教育是社会升迁的重要途径。 所以，宗族和地方社区在儿子的教育上全力以赴，充分利用科举制度。

• 在头三个哈里发的治下
• 艾布·伯克尔（632-634年在位）
• 欧麦尔（Umar，634-644年在位）
• 奥斯曼（644-656年在位）
穆斯林帝国以惊人的速度扩张，兼并整个阿拉伯半岛，以及今日的黎巴嫩、叙利亚、伊拉克、伊朗、埃及的主要地区。
最壮观的胜仗是卡迪西亚会战（Qadisiyyah），打败了波斯的萨珊帝国。
661年，随着倭马亚王朝建立于大马士革，版图扩展仍在继续，进一步征服了北非、小亚细亚（Anatolia）、信德（Sind）和中亚。
阿拉伯在711年占领西班牙，在比利牛斯山的北面继续挺进，直到732年在法国的图尔战役（Battle of Poitiers）中受到查理·马特（Charles Martel）的遏制。

• 作为政治制度的马穆鲁克之所以成功，除了教育特殊，还因为贵不过一代的原则。
他们不能将马穆鲁克地位传给孩子，儿子会融入普通老百姓，孙子则完全享受不到任何特权。（因为穆斯林不能是奴隶，而马穆鲁克的孩子生来就是穆斯林。）
此外，马穆鲁克的孩子生于城市，没经历过草原上流浪生涯的锻炼，在那里，孱弱就等于夭亡。
假如马穆鲁克地位变成世袭，就会违反当年获选时严格的量才录用原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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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穆鲁克的这个不世袭的原则，很容易联系到满人的八旗子弟，世袭的他们在没多久之后，就完全没有了战斗力，整个朝廷的羸弱不可避免，之所以还能传承 300 年，完全是有血性的汉人在明初到清初，被砍了一波又一波的脑袋，剩下的都是习惯为奴的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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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理想国》第五卷有段著名论述，谈到保卫者应实行妻小公有制度。
苏格拉底指出
• 性欲和生儿育女都是自然的，但保卫者又要忠于自己防御的城邦，两者会有竞争？为此，必须孩子一个“高尚谎言”，他们没有生身父母，只是大地之子。
• 他还主张，保卫者必须过集体生活，可有不同的性伙伴，但不可跟单独女子结婚，剩下的孩子也必须过集体生活。
• 自然家庭是公益的敌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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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种意义上，马穆鲁克制度，正是在某种程度上践行着苏格拉底的这一主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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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柏拉图或者说苏格拉底在描述这一个制度时，究竟是否相信其可行性，很值得商榷。毕竟在《理想国》中，苏格拉底也同时探讨了正义的理想之国，如果无法做到，那是否还有讨论的必要，以及讨论刻画这一理想的正义之国的好处（程度、标准，追求完美的目标）。这本身也说明了他也明白理想之国建立有多困难……

但是，对于保卫者这一制度的讨论，很明确的表明了一种观点：亲戚关系和对公共政治秩序的义务之间永远存在紧张关系。 它的启示是，成功的秩序需要通过某种机制来抑制亲戚关系，是保卫者把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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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100 年来，这个星球上的“现代”国家，用的是国家民族、爱国之心、对所谓自由的向往等，灌输这些理念来做到这一点的。

• 不像中国或拜占庭帝国的太监，穆斯林太监几乎都是在穆斯林土地之外出生的外国人。有位评论家这么说，“穆斯林没有生下他。他也没生下一名穆斯林”。 马穆鲁克几乎都是突厥人或欧洲人，太监则有可能是从努比亚（ Nubia ）或南方其他地区招募来的非洲黑人。跟马穆鲁克一样，他们也与自己家庭完全隔绝，因此对主人忠心耿耿。 去势得以让他们发挥重要作用，成为年轻马穆鲁克的教师。后者的获选，除了体力和尚武，还取决于他们的健美。 作为只有袍泽之谊而难近女色的军人集体，老牌马穆鲁克的同性恋索求，始终是一件头痛事，太监还可从中发挥缓冲的作用。

• 欧洲社会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的。在婚姻、财产和其他私人事务上，当家做主的是个人，而不是家庭或亲戚团体。家庭中的个人主义是所有其他个人主义的基础。个人主义无须等待国家的出现，无须等待它来宣告个人法律权利，并行使强制权力来予以保障。
更确切地说，个人已在享受实质性的自由，无须承担对亲戚的社会义务，先有这样的社会，再来建起国家。
在欧洲，社会发展走在政治发展的前列。
• 但是，很多人相信，跟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类似，欧洲人始终居住于部落或庞大的家庭团体中，一直到工业革命。（福山不这么认为）
这些见解可能都来自早期现代化理论。
卡尔·马克思认为，资产阶级的出现，“撕下来照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，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”。而促使资产阶级兴起的，依次是技术革新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。
而马克斯·韦伯认为，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的、平等的、以优秀和市场为导向的、流动的，并以法理型合法性权威组建起来的。（他认为如果由教士指定价格，或财产受亲戚主义义务束缚，社会就不可能发展出高效的市场经济。）
所以他认为向理性的现代化的过渡，就是包括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内的一系列发生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事件。
所以，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的，经济变化促使个人主义和核心小家庭的兴起，还是韦伯把基督新教当作主要动力。他们都认为，这个变化仅有几百年时间。
• 罗马帝国结束时，与众不同的西欧婚姻模式就从主要的地中海模式分化出来。
西欧独特的模式，和严格的父系家族或父系社会，包括罗马家族的地中海模式，这些具有分支式的社会组织都不同。
（父系社会倾向于同族通婚、偏爱交叉表亲的婚姻、女子拥有财产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。古代中国也是这种模式。）
西欧的截然不同：
• 分配遗产时男女都有份；
• 禁止交叉表亲的婚姻；
• 提倡异族通婚；
• 女子有更多的产权和参与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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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，促动了这一分化（西欧独特的婚姻习俗或者说制度），它极力反对这四种行为：
• 与近亲结婚；
• 与兄弟的寡妇结婚，同样和去世的妻子的姐妹结婚也不行；
• 领养孩子；
• 离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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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这些被反对的行为（近亲通婚、纳妾、领养孩子、离婚等），都有一个结果：亲戚团体得以继续控制代代相传的财产。
所有教会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，逐步制定出这些制度。事实上，《圣经》或基督教经典，从未有过这样地要求。
被禁的行为在耶稣诞生的巴勒斯坦很普遍，耶稣父母可能就是交叉表亲的婚姻，与兄弟的寡妇结婚在犹太人中也很流行。
教会有计划地切断将财产传给后裔地给中途径。同时，它又强烈提倡信徒向教会自愿捐出土地和财产。拥有财产但无继承人地基督徒日益增多，得益的便是教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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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这些，效果很明显： 在规则发生变化后的数世纪中，天主教会在财政上非常成功。 7世纪结束之前，法国富饶土地的三分之一都在教会手中；8~9世纪，在法国北部、日耳曼、意大利的教会财产翻了一番。 这些变化对西欧的部落组织构成相当大的破坏。日耳曼、挪威、马扎尔、斯拉夫的部落皈依基督教后，仅在两代或三代的时间就见证了其亲戚架构的解散。

• 如果有高于任何立法的现存法律，方能说有法治的存在。
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必须接受法律的束缚。
这不是说，立法机构不可制定新法，而是说，立法机构如想在法治中发挥作用，必须依据现存法律的规则来制定新法，不可随心所欲。
• 最深刻意义上的法治意味着：
• 社会产生共识，其法律是公正和既存的，能够约束其时统治者的行为；
• 享有主权的不是统治者，而是法律；
• 统治者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法律，方才享有合法性。
• 今天普遍认可的法治至少有两层分开的意义：
• 第一，遵守产权和合同的法律，允许商业和投资的发生；
• 第二，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自愿接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。

• 当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，最缺乏的是政府的执行力，简单说就是执政能力，或者说国家能力。
• 军事和征税的机构，天然来自人类基本的掠夺本能。军阀组织民兵向社区榨取资源，这并不困难。
• 民主选举的安排也相对容易（只是比较昂贵），何况今天还有国际组织的援助。
• 但是执政能力，就需要高效的法律机构。法律机构必须遍布整个国家，持续不断，长期运作。它们需要设施，投资于律师、法官及法庭其他职员的训练，还有最终执法的警察。
• 法律机构必须被视作合法和权威的，不仅在普通人眼中，而且在更有力的精英眼中。

• 在哈耶克看来，建构主义只是过去三百年的自负，尤其是部分法国思想家，包括笛卡尔（Descartes）和伏尔泰（Voltaire），都认为人的大脑足以理解人类社会的工作方式。
这导致了哈耶克所谓的铸成大错，如法国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。
其时，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以公正社会的预设重整社会。

• 政教合一（Caesaropapism）是一种制度，它的宗教权威完全服从于国家，像基督教向罗马国教的转化。
政教合一的实际意义是指政治当局对教会享有委任权，中世纪早期的欧洲都是如此。 教皇将合法性赋予皇帝，皇帝却也在指定和罢黜教皇。1059年之前的二十五位教皇中，皇帝任命了二十一位，罢黜了五位。教会当局对文官当局的惩罚，欧洲国王都享有否决权。
• 伊斯兰教的世界实质上是政教合一，而不是神权。 世俗统治者掌控权力，请哈里发和乌里玛来到自己领土，帮助管理伊斯兰教法。
• 在理论上，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世俗法律从属于伊斯兰教法，需要接受宗教权威的审阅。 哈里发在理论上高于苏丹，但在实际上却依赖苏丹。
同样道理，因为日益增长的商业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规则，实际上的宗教法律反而遭受排挤。

• 在法国，寻租者和捐官者攫取国家，破坏国家权力，最终造成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爆炸。在西班牙，相同的政治演变造成国力的长期衰退。但类似的政治革命，从没光顾西班牙的母国或殖民地。
19世纪早期的独立战争推崇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自由和平等，但其领袖是克里奥尔的精英－像西蒙·玻利瓦尔（Simón Bolivar）－他们曾深深陷入旧政权的家族政制。

• 非精英团体在两种情况下都受到压榨：
• 第一，分散寡头变得太强大，那是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形；
• 第二，中央政府变得太强大，那是俄罗斯的情形。

• 早期现代的法国和西班牙是弱的专制主义和失败负责制的案例。
形成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国家是专制的，因为它的君主政体集中权力，无须以正式方式向议会或其他代议机构负责。其他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者，如高等法院和西班牙议会，公社叛乱者和投石党人，反对国家集权，最终都被一一击败。他们失败的方式凸显专制权力的基本弱点：
国家向精英参与者提供一部分国家职能，将他们逐一收买，既削弱了他们集体行动的能力，也限制了可在他们身上行使的权威。
他们的财产和特权，虽然经常受到挑战和侵蚀，但基本上完整无缺。

• 法国和西班牙的政府，以债务违约和货币操纵来蚕食产权，甚至捏造指控，通过法律程序来勒索钱财。但至少，他们觉得必须运用现有的法律机构。
相比之下，俄罗斯政府无需法律借口来没收私人财产，逼迫贵族为政府服务，处置敌人和叛徒时，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。

• 政治变化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。但一开始，资产阶级的兴起要有政治前提－市民和国王都憎恨领主。这个条件不存在的地方，如东欧的大部，就没有资产阶级的出现。

• 在俄罗斯，15 世纪和 16 世纪国家建设的第一起，主要是动员服役贵族，这分裂了贵族阶层，确保他们大部分直接依赖国家。
彼得甚至更进一步，征召整个贵族阶层参与国家服务。贵族入伍先当小厮，其提升全凭现代的择优标准，一生必须依附于自己的团队。
所以，与欧洲相比，俄罗斯贵族服务的观念更为持久，虽然实施方式大相径庭。
为国家服务的贵族随身不带自己的属臣和随从，却在中央等级机构中获得职位。这导致俄罗斯社会的总体军事化，在道德上重视责任、荣誉、等级、服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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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得大帝的这个贵族入伍先从小厮的做起，择优逐步提升的政策，其实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有了。
成吉思汗为了打破就有蒙古草原部落各自独立、互不服从的状态，把各个部落的继承人从小就带在身边担任各种职位，然后根据能力贡献逐步提升，即培养了管理能力，并且长此以往，在各部落的核心继承人中建立了以铁木真为核心的观念，旧有的部落各自为战慢慢便不复存在……

• 促进反腐所需要的合力（也是斯图亚特王朝反腐改革的所有因素）：
• 外部环境的压力迫使政府改善效率；
• 首席执行官如果没有发挥带头作用，至少不拖后腿；
• 政府内有人倡导改革，并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来付诸实行；
• 最后，来自纳税人的强大政治压力，他们不愿看到浪费。

• 政治衰败的原因：
• 政治衰败的原因之一：社会对现存制度的历代投资，导致双重失误：不仅没能调整过时的制度，甚至察觉不出已出毛病（政治制度上的“认知失调”。）
某社会因优秀制度而变得富裕，或在军事上强大，其他竞争力较弱社会的成员，如想继续生存，就必须正确地吧上述优势归因于根本性的制度。然而，社会的结果总有多种原因，总能为社会弱点或失败找出似是而非的狡辩。
从罗马到中国，众多社会吧军事挫折归咎于对宗教的不诚，宁可献上更多的礼仪和牺牲，也不愿全力以赴地重整军队。近代社会里，很容易把社会失败归咎于外国阴谋，不管是犹太人的，还是美帝国主义的，而不愿在自己制度身上寻找原因。
• 政治衰败的第二种形式：家族制复辟。
眷顾家人或互惠的朋友是自然的社会交往，也是人类互动的预设。
人类最普遍的政治互动，发生在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，领袖以恩惠换取追随者的支持。在政治发展的某些阶段，这种政治组织曾是唯一的形式。
但是，随着制度的演化，产生了新的规则，用人标准慢慢改为功能或才干——中国的科举制度、土耳其的征募制、任命主教的教士独身制、禁止裙带关系的现代立法。
但是家族制复辟的压力始终存在。最初以非人格化原因聘入机构的人，仍试图将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朋友。
制度遭受压力时，领袖经常发现自己必须做出让步以保证政治优势，或满足财政需求。